羅錫為牧師是香港某大教會的牧師，說話有一定地位和份量。他在教報《時代論壇》裡卻不時發表同一類錯誤想法。看得久了，恐怕是時候寫個回應批評。此文是收費文章，沒有付錢的讀者是看不到的，我只能節錄少許：

過去幾年，教會在政府、人權和民主的言論和立場上，受到別人和「自己人」的質疑、批評，甚至攻擊。是不是教會應該「收聲」呢？…… 令我擔心的是香港社會的矛盾加深了。教會會不會為了息事寧人，而退到邊緣，不再願意走到社會的前面去，向權力的核心發出先知之言，要求政府對社會負起道德倫理的責任。……

教會在現階段的香港社會中……在神的道的指導和啟迪的亮光中，一定要按所領受的使命， 繼續說話。

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60300&Pid=2&Version=1191&Cid=629&Charset=big5_hkscs

羅鍚為牧師的主要立論是，教會在關社過程裡，遇到很多社會上的批評，彷彿是要求教會收聲，但他勉勵教會不要懼怕，要放膽在社會作見證。

然而，此文很可惜地捉錯用神。最主要的錯誤是，我們連甚麼是教會的意見／立場，也未能確定。如果您單單是狹隘地談同性戀、貞操那類性倫理，ＯＫ，這大概在教會裡會有廣泛共識，若有人不同意，他們很快就會被判為異端、自由派、或假基督徒，即那不再算是教會要考慮的意見。但羅牧師連人權、民主等課題也扯進來，那就很無䅲。這些話題，在香港教會內，幾十年來一直都是意見紛紜和不多人關心的，現在，羅牧師憑甚麼說，某些牧者／機構的意見，就能代表教會，向社會人士宣告，然後還要求教會廣大信眾和其他牧者跟隨？

若不那麼幼稚地把某幾位牧者和機構的意見視作「教會在社會的立場」，又不把批評者全都歸類為非信徒－－即所謂「社會」，我們便會發現，問題複雜得多。原來教內也有人批評那些所謂「教會立場」。

如此，牧者要學習論政，ＯＫ，但在同一獨立思考和擇善固執的精神下，信徒也可以學習評論牧師的意見吧？為甚麼有信徒批評牧者，就要被視作要求牧者收聲？（羅文略有這暗示，但我說這話，更重要的是因為這想法在教會圈裡十分流行。）可不可以是，他們要求那些牧師善用其影響力，講一些更sensible 的話，但教內發表意見的渠道不多，於是他們一出聲就被視作衝擊牧者／教會？再者，這是一個極富政治性的論述手法，把別人的批評視作要求人收聲，其實即同時標籤那些批評者是滋事份子，蠻不講理；變相地偽裝出一個「建制教會v非建制信徒」的對立局面。

說到底，這豈不正是華人社會那個只求表面和諧的醜惡文化嗎？試想，假如有一個不知名的低微的傳道人私下對著十個八個信徒表示他們不滿某些大牧的政治言論，會有人指摘他們膽敢攔阻教會進行社會關懷的嗎？不會的。原來，只有當平信徒公開表示不滿，才會被標籤為反對「教會」，要負上「令『教會』失見證」的罪名。以那次回歸基督精神同盟面見播道會總會事件為例，我們來來去去只聽到有人批評同盟挑戰教會，但卻絕少有人指出，跟他們會面的牧師的處理手法十分官腔和缺乏對話誠意－－這豈不正是事件沒有完滿收場的肇因？

這些表示了甚麼？正正是那個只求表面和諧的華人醜惡文化。假若香港教會裡真的仍強烈地存在著這樣的文化，而羅牧等領袖和大牧不肯正視，他們就真真正正的沒資格去學人論政和社關，因為民主社會容許的多元和討論胸襟，他們並沒有表現過出來。（當然，這裡的「資格」不暗示要他們收聲，而是指他們連一些先決條件也未能達到，如何能說出那些話？）

Come on! 教會在現階段要做的，並不是互相勉勵，免得在受批評時退縮，而是先討論出一些共識，究竟教會想在社會裡持守甚麼立場。廣大信徒（包括很多不知名的牧者）要留神的是，不要讓一小撮人用自己的議程騎劫教會，然後要求信徒不要退縮和不假思索地地支持他們。這樣的手法本身已經是很不民主和不尊重廣大信徒的了。

無獨有偶，在同一期《時代論壇》裡，有一神學教授撰文（也是收費文章），討論社會裡的知識分子去了哪裡去；我在那裡回應道：

此文的觀點，我沒有很多異議。只是，我想請讀者先想想自己，和香港教會。教會裡中產人士居多，擁有高學歷的人也很多，其比例大概高於社會平均數。但為甚麼 在教會裡我們也看不見有知識分子（或來來去去只有某幾個自稱或被稱為知識的人）？

再對照回羅牧師的文章及我對他的批評，這算不算是耶穌所指摘的，宗教領袖看見別人眼中的刺，卻看不見自己眼中的樑木？

近日看到某些教內討論，有以下兩點感想：

香港教會裡那些社關派信徒，經常質問教牧為甚麼不對社會政治事情表態和倡議甚麼觀點等，我常不以為然。說出來，可能讀者會感到很驚訝，其實我對這方面的想法比較保守。我傾向認為教會不應過份涉足政治，從前奉若圭臬的「不用教會名義，但個別信徒或機構可以參與」原則，我覺得還是有智慧 的。因此，我樂見不多傳道人出來指指點點，要求信徒做這做那。除了很多教牧無能力議政這實際理由外，我認為在基督教信仰裡，教會的使命並不應過份強調社會參與，在實踐上，這也太困難，教會很容易淪為政治動員組織，被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所以，對我來說，批評吳宗文或梁燕城，不是因為他持有某個我不同意的立場，而是他們理直氣壯地把自己的見解視作基督教正解，比很多人筆下那些支持民主人士 以為民主絕對是基督教精神，其騎劫信仰／教會的意味，更為強烈。以「不用教會名義，但個別信徒或機構可以參與」的原則來看，他們違反得更嚴重。並且，他們 對不同意見的人的蔑視和面孔，實在很過份。而那些維護他們的人所提出的不成理由的藉口，也顯得很鮮明地只是為了一些教內政治考慮而說的。

＊　　　　＊　　　　＊

說起批評，之前已提過不少教內人士把吳宗文被批評，說得十分誇張，彷彿他被人圍剿，很不值，也嚇壞其他教牧。然而，究竟吳宗文損失了甚麼？一點也沒有。他的地位之高，可以用「不屑回應」來蔑視批評，再多人吵吵罵罵又有何妨？

再者，香港基督教裡的文化論述本身就有結構性不公平。例如，大凡那些社會政治思維較前衛的信徒提出某些意見，較保守的那些就會指摘他們假冒基督教之名，或弄一些神學批評，例如批評支持民主的信徒把民主對絕化（在基督教裡，把任何不是上帝的東西絕對化都是大罪）。但較保守的那些說甚麼，自己都會認定沒有溝通反省的餘地。究竟誰才是更盲目？即使要各打五十大板，我們也看不見，那些用來批評較前衛人士的論點，有用來批評過較保守的人。如上所言，批評民主絕對化的人， 有批評過吳宗文把他的政治立場絕對化嗎（例如把反對者的批評說成魔鬼的攻擊，指責某些意見不同的基督徒為假基督徒）？

我一直想質疑的是，究竟香港教會裡有多少個真正把民主絕對化的福音派信徒？就算給他們找到三個，這又有多大代表性，足以天天抓著這一點來批評那些支持民主的思想？我很懷疑這只是攻擊稻草人，假扮理性的外表來進行意識形態打壓。

很可惜，胡志偉在近文裡的言論，走了去《時代論壇》社評和蔡志森那一邊，硬把快必等人的訴求屈枉成令教牧不安，會嚇壞他們以後不敢論政。

這實在是很荒謬的言論，為甚麼這些人可以施施然地將謬論當作道理？

胡志偉，民主夢與香港教會

我在那裡貼了兩個回應：

回應文章: 為何又是這副德性？
回應者: 張國棟 {會員編號: 286}

「（按：這是一篇舊作，撰寫於二○○ 四，六年之後，稍作整理，因為人是善忘的，包括筆者在內。面對現今生態，有爭取民主的信徒與朋友以「民主之名」，卻有令人不安的方式來表達民主訴求，欠缺文明，筆者認為有違民主人格。此做法只會驅使更多教牧與信徒避談政治，讓教會成為只可放心談屬靈事、不能安心地論世事的空間，不然的話，就會有人上門找你麻煩了！） 」

胡牧既主張教會要扮演正反合，為甚麼吳宗文、梁燕城、蔡志森等的言論，胡牧對待得十分寬容，而批評他們的人，做少少事也要被指控為令人不安？當中國政府捉了趙連海，告他危害國家安全，手法完全「合乎法律」，那麼我們是否也要指摘趙的主動要求公開資料的手法令人不安，理應被政府拉下監？現在是明明有一些人言論過份，又拒絕理性溝通，滿面不屑地指別人是魔鬼云云。難道只因為他們沒有上門遞交請願信（以他們的身分，他們有需要這樣做嗎？），那他們就要by default沒問題？

再者，我已問過無數次，若下次批評者禮貌一點，您能否保證，對方肯表現出半點討論誠意？以他們今次的態度，我們頗能斷定，答案是不會的。既然不會，為何錯還是不在他們，而硬要針對甚麼「你們不夠體貌，嚇親人？」

至於是否真的很沒禮貌，很令人不安，您可知道，上門傳達請願信，是明光社教我們的，弄一個組織來向對方施壓，也是明光社教我們的。為甚麼胡牧跟明光社合作時，卻又不覺得這很令人不安，對社群製造了太多不安寧？現在卻以這個藉口來批評別人？這是否雙重標準？

另外，快必等人有求見播道會領袖，他們的溝通誠意（至少表面上所做出來的），甚至遠比吳宗文等的為高。那麼，自詡中立的人為何卻要批評快必等人的手法，半點不提另一方的處理手法？

至於嚇怕教牧的那一點，我之前已回應了，哦，不過，大概人是善忘的，包括胡牧師，那麼，讓我再把那言論貼出來，在這裡：「回應蔡志森對吳宗文事件的謬論」

請問，究竟，究竟平信徒還要自貶身價、跪地叩頭、把各位供奉在神枱到一個甚麼的地步，他們的訴求才叫做沒有令各教牧不安、令各位大人物覺得他們很有誠意、覺得這班可憐的笨蛋孺子可教，略為可以換取各位半點尊重地對話幾句？

為甚麼每逢發生甚麼事，您們只懂用「你們不夠禮貌」來拒避回答最簡單的問題？是否你們根本無料到，不敢跟別人談，不想出醜，就以這些面孔來打發別人？為甚麼您們不想一想，您們的態度也令很多平信徒不安？為何他們的不安，不可作為您們檢討的理由，但您們卻可以用「不安」來批評他們？

此文謬論還有很多，包括為何老是屈枉教會裡有一群信徒盲目地把民主視作絕對（並為甚麼老是不批評另一方也有盲目）等，但我無謂再回應，寫得太長只會沒有人看。而且，現在迷失了的，是胡牧師（很可惜，幾天前還以為他不是這樣想的）。若您仍要這樣老屈別人的訴求，您便令信徒們感到很不安，失去跟他們理性討論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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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文章: 再以一比喻說明之
回應者: 張國棟 {會員編號: 286}

還是寫得簡單點好：

假如在一個查經小組裡，組長十分堅持人人都要很積極參與，他看那是他的首要責任。而平日說話已經大大聲的甲、乙、丙，以為自己有甚麼了不起地，大發「謬論」起來。然而，組長還是一味讚好的，認為這樣可以鼓勵他們更多發言，也可鼓勵其他組員更多發言。

組員丁卻看不過眼，好像有點動氣地說他們都講錯了，正確看法應為如此如此。正因為丁要用打斷別人話柄的方式才能有機會發言，而用詞又好像有點動氣，組長便一口咬定那是無禮貌的表現，指控丁違反了缺乏愛心之類的甚麼大罪，著令他檢討反省。

然後在整個查經裡，組長隻字不回應丁的看法是否真的合理，仍然繼續積極地捍衛甲、乙、丙的發言權，彷彿他們一旦被別人指有講錯了，就一定會心靈脆弱到晚上回家在睡房裡偷偷地飲泣，以後不敢再說話，甚至以後不敢返小組查經似的。查經完了，組長很開心有那麼多人分享意見，他在上帝面前說：「主啊，你所交付我今天要做的事，我全都做了！」

究竟，那組長有多稱職？他是否一個大笨蛋？

續上帖：我之前沒有留意到，吳宗文鬧出來的事件，原來已有蔡志森官方地在明光社網頁出來護航。那麼，我們可以更恰當地以政治動機來理解明光社的動作了，因為他們已官方地表態，要支持那些親建制的大牧。參這段視頻：
http://www.truth-light.org.hk/main/woodman.jsp?id=woodman-20100423
或這裡：
http://video.neighbouronline.com/org/sofotal/woodman-20100423.wmv

蔡志森竟然只高舉有牧師肯關心社會是要鼓勵的，然後完全不提吳牧言論是否可能不合理，實在令人驚嘆。說到底，他還是只懂針對批評者不夠禮貌（又是香港教會建制派最愛但又最蠢的招式，只有奴性的基督徒才會認為那是很有說服力的），並且，他還創作一個新理由－－認為那會嚇怕牧者不敢關心社會。

這些是很笨的想法。基督教要求的，不是形式上有牧師肯回應社會問題，而是回應得來，還須符合一些基本理念，否則，回應來幹甚麼？難道二次大戰時積極支持希特拉的牧師應該獲得讚賞麼？（若有人立刻想說，您這樣把吳宗文立場與支持希特拉相提並論，是很錯的！那麼，我只能認為您的思想能力太低，我沒興趣解釋，並且，祝願您日後不會用類似論證而被我抓到，揭發原來您這「反駁」只是在玩弄文字。）但他卻只支持前者，妄顧後者。若是真誠地這樣想，我們只能說他笨，沒資格說基督教有甚麼倫理政治理念，若是他明知還要談別的，但卻只提出這樣的評論，他就是玩弄轉移視線的手段。

另外，有關禮貌問題，我已說了很多遍，就算他們再禮貌，像蟻民叩見縣官大老爺那般，那些大人物會理睬他們的麼？這其實只是用一些假問題來掩飾了自己對問題言論的意見，強行把話題焦點取消。再者，現在問題不是有些牧者需要接受特別保護，所以放出來的屁也要說是香的，這樣才能令弱小心靈的他們還有丁點勇氣出來回應社會。而是他們完完全全地認為自己是奉神旨意而行，在他們眼中，所有批評者都是錯到被魔鬼利用，不管是蟻民式叩見，抑或示威遊行，甚至有再大的壓力，這些大人物都會「擇善固執」，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樣，還要保護來做甚麼？說到這裡，不禁令人想到，或許更恰當的講法是，蔡志森自己的立場也是如此親建制，所以相濡以沫地袒護吧！

蔡志森又說，現在很多人對某言論的批評，只會看某番言論是由誰說出來而決定的。這一點，我十分懷疑，這是蔡志森本身的陰謀論令他覺得人人都想針對他們那些所謂保守人士，抑或真的有事實根據。蔡志森之類的明光社論述最愛就是說自己很了解別人在想甚麼，於是連別人否認有因人廢言，他們也會否認的，結果，自己一直幻想出來的敵我格局，自然就成真了。（這不是沒有前科的。在中大學生報事件中，蔡志森等人不斷聲稱自由主義者很無禮貌，不肯溝通，藉此在教內搏同情。但當他們列入黑名單的梁文道公開在明報說願意對話後，三個月內沒有任何明光社的人接觸他。這是我親自向梁文道求證的。在教內，卻有一大群盲眾以為明光社真是那麼可憐，繼續積累對所謂自由主義者的仇恨。）

最後，不如我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上面首三段的質疑，完全沒有建立於那些言論是由誰說的。那麼，請問蔡志森會否理性地出來回應？抑或一見到是張國棟寫的，就因人廢言，正如他兩年來一直對我的批評和意見閃避不肯正視？

談到這種甚麼都推說是別有用心的人想針對自己的意識形態陣營的論述，那就順道要回應一下吳宗文。他聲稱，很多人都有表達類似政治立場，為何人們偏偏針對他？於是他斷定那是針對基督教或針對政治保守人士。一，在香港社會裡有很多表達類似政治立場的人，都已有人批評他們，否則也不用弄到要公投，公投不會成為城中熱話吧！吳宗文看不見的麼？二，表達這類政治立場的人，有多少個像吳宗文那般，是一位牧者，且是一位廣為人知、廣被推崇的牧者？正正因為他有這麼大的影響力，人們才有這麼大的反應。

為甚麼一番明明有問題的話，在教會裡，總是有無數的人創作無數的藉口來左閃右避，到最後，連最簡單最直接的，發言者提出他那言論的理據，原來也沒有做過，一切，只淹沒在空洞政治指控。可笑的是，蔡志森之輩很愛指摘別人的批評只不過是政治指控，卻看不見自己也是如此。用聖經的話說，看見別人眼中的刺，卻看不見自己眼中的樑木。這樣的人，有甚麼資格指點社會應該怎樣走，才算是維護了公義和道德？

香港教會會因為政治立場而分裂嗎？

除吳宗文的言論外，近日鬧得熱哄哄的，還有梁燕城用John Rawls 的理論來維護功能組別！此言論令很多人目瞪口呆。友人余創豪兄平日鮮會寫文章針對地回應一人／一文章，但今次也有點忍無可忍，已撰文至《時代論壇》批評梁燕城。

年前的明光社陣營可能仍不會令人覺得香港教會在政治上很倒退，含強烈政治意味的「宗教右派」一詞不是很多人可以接受。但現在的吳宗文、蘇穎智、梁燕城等人，以及馬王培琪的那個經常邀請高官出席的團體，大概已經成為催化劑，令香港教會正式在政治立場上出現很大的張力甚至決裂。

但笨笨的《時代論壇》編輯和胡志偉之類的人，還只懂得講好話，既不敢搞對話，又不想平信徒對那些大人物批評太多。難怪的，他們老幾？吳大牧等人要聽他們話，出來飲啖茶傾下偈嗎？但若然如此，也不應把事情描述到好像很小事，只要大家互相尊重、不盲從牧者言論便是。

現在剩下來的，可能只是看明光社陣營那些大人物想向哪邊靠，他們的道德議程盟友多為親政權，但他們中間有些人仍愛聲稱支持民主、要求釋放劉曉波等。明光社陣營的人會為了議程「忍辱負重」，已不是新事，但要踏出這麼大步，仍會是有點困難的。

「民主不一定對經濟有利」？

一直以來，我們都沒有對香港政制發展提出太多聲音，這是因為人在海外，如果我們對這問題指指點點，卻不需和香港人同坐一條船面對後果，那是沒有承擔的空話。所以，我們不會公開支持或者反對「五區總辭」；或者評論什麼才是「激進」等等。

但是，對一些原則性命題和誤導的謬誤，我們卻覺得任何知識分子都有義務和責任來發言。其中一個常常被提出反對民主的論點，是「民主不一定對經濟有利」，既得利益者不斷說﹕看看某國，民主化後經濟不是一樣一塌糊塗？或者某民主國家一樣不是貧富懸殊？……這命題已經不是香港民主化應快還是慢、抗爭還是妥協等策略性問題，而是挑戰民主這概念的根基。本文的目的，是希望使用國際數據來指出這命題的錯誤。

「例外」

如果你叫你的兒子努力讀書考大學，否則生活會很困難，他回答說﹕「李嘉誠沒有讀大學，Bill Gates 也沒有大學畢業，他們成了超級富豪；很多人讀完了大學，卻只不過是小職員一名，為什麼我一定要讀大學」？你同意嗎？

如果妳的配偶不停吸煙，妳叫他戒煙，因為吸煙致癌，他說﹕「鄧小平吸了幾十年煙也沒有生癌，很多人戒了煙卻生癌死了，為什麼我要戒煙」？妳同意嗎？

如果你的女兒告訴你她打算和人生個孩子但不會結婚，之後做單親媽媽，你告訴她有父母的孩子才是最理想的，她說﹕「單親媽媽也可以養出好兒女，現在的美國總統就是單親媽媽養大的，很多雙親家庭的孩子卻不是一樣變壞，為什麼孩子要有父親」？你同意嗎？

上面每一個反駁的例子都是正確和似有說服力，但是相信絕大部分人直覺上都會覺得好象差了點什麼。問題在那裏？──因為那些個案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不錯，有人沒有大學畢業卻成為富豪，也有很多人讀完了大學卻一事無成。但是，要決定讀大學是否有經濟價值，我們還要看另外兩個組別的人數，才能真正知道的影響，這兩個組別就是「大學畢業-高收入」和「沒有大學畢業──低收入」。

應否讀大學，不在於有沒有人在上面圖表的B 和C 中（肯定有），而在於A 和D 的數目，是否遠遠高於B 和 C。讀過最基本統計學的，都會認出上面2 X 2 列表的卡方（chi-square ）測試。

到底「民主未必對經濟有利」這論點是否合理，就如上面的個案一樣，我們要看的不是有沒有一兩個「例外」的國家，而是看整體的數據。

過去的研究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過去做了的數據分析，這一篇短文不可能包括所有關於民主與經濟的理論和分析，我們只簡單的介紹幾個研究。

的確有學者認為民主和經濟發展無關，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米切爾奧林斯汀﹝Mitchell Orenstein﹞質疑民主是否能夠提高經濟發展。1 他用東歐的經驗為例，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之後，主導東歐轉型的思想是亞當普澤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的著作：【民主和市場經濟】。但是，在二○○二年，亦即是從共產主義過渡到民主十二年後，多數後共產主義國家都沒有回到他們一九八九年的經濟產出水平。二零零六年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大多數中歐和東歐家庭在共產主義年代的經濟較富裕。光明的一面是，到了二零零七年，波蘭的經濟產出水平是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一百六十九，白俄羅斯是在百分之一百四十六，其他許多東歐國家也超過一九八九年年水平。奧林斯汀說：地緣政治似乎是分開贏家和輸家的因素，其重要性超過改革或民主。成功的國家是那些加入歐洲聯盟或與俄羅斯發展了密切的政經濟關係的國家。

無獨有偶，一位中國學者提出了類似澤沃斯基的結論，基於來自世界銀行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數據，以及二十八個發展中經濟體系的樣本，他發現一個國家的民主水平沒有對經濟增長產生重大影響。2

我們對這類分析存著一個疑點，這些東歐和發展中國家處於一個過渡階段，就好像癌症患者在痊癒之後恢復運動和吃有營養的食物，我們不能基於這些不尋常的情況，去確定運動、營養食品、健康之間的關係，基於同樣道理，這短暫時間少數國家的資料，又能否構成一個有效的分析呢？這兩個研究的限制，等於他們只觀察上面列表的C 組，就得出讀大學沒有用這結論。

阿米霍﹝Armijo﹞和傑爾瓦索尼達﹝Gervasoni﹞卻得到了跟以上兩人相反的結論，3 重要的一點是，他們的數據更具包容性，他們對一百四十九國家由一九六一至一九九八年的資料進行了統計分析，而不只是後共產東歐國家或者二十八個發展中經濟體系。他們發現更高的民主程度可減少急劇經濟負增長的危機。他們推測，在民主社會中不同的意見互相競爭，這樣政策便傾向於逐漸變化而不是冒進，從而減少經濟折騰。

國際數據分析

早些時候，我們也採用了具包容性的數據，分析每一個國家的平均國民總生產（Per-Capita GDP）4、民主程度（Democracy Rank）5，和貧富縣殊（堅尼系數Gini Index）6 之間的關係。和上面研究不同的，是我們用了最新的數據（二○○七至○八年），所以對現在的討論更相關﹕

一．民主vs國民平均收入（Per Capita GDP）

從這圖表，我們可以見到，民主排名頭 八十 名的國家，民主程度和GDP 幾乎是直線比例（如果我們撇開一些異常數據，例如新加坡和中東石油生產國），從八十開始就變為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將這些國家分為四組：高收入（ Per-Capita GDP > US $20,000）──高民主，高收入──低民主，低收入──高民主，低收入──低民主，因為「民主化」是排名（ranking）而不是評分（score），所以高低的分界並不很清楚。如果用排名八十作為分水線，那麼，只有一個中東國家勉強可以算是不民主而高收入，如果用六十為分界，這組有五個國家，四個是中東產油國，收入並不是從經濟發展，而是從祖蔭而來，唯一不是高民主排名而經濟發展成功的，只有新加坡。（香港不是國家，沒有 democracy rank，否則也會和新加坡相似）。用卡方測試Chi-Square 來分析，無論用六十還是八十做分界，都是p < .01，也就是肯定民主和收入有很直接的關係。

這分析有幾個很重要的觀察：

（a）這樣的分析並不能證明民主引至經濟發展，我們觀察到的只是「共變（correlation）」而不是「因果（causality）」。反對民主化有利經濟的人可以說必須先有經濟發展，然後才有民主。

現時觀察到的數據卻並不支持這假設。如果經濟發展先於民主，那麼我們應該見到一些經濟已經發展，但是還未民主化的國家（圖表中的右上角）。但是，現在這組裏面幾乎是空白的，只有一個新加坡在邊緣（如果香港是國家會是另一邊緣數據點）。所以這假設和「民主先於經濟發展」比較，支持的數據更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經濟發展是民主化的先決條件的話，那麼香港就更沒有不民主化的理由了。香港現在的平均國民收入已經是世界排名頭十名之內，應該完全民主才是。

（b）如果我們希望有高收入，雖然民主化未必一定保證成功，但是不民主成功的機會就更低。這等於如果希望有好工作，就應該去讀大學一樣。一方面希望有好工作，另一方面卻用「很多人讀完大學也沒有好工作」來拒絕讀大學，是不理性的做法。

（c）如果我們看看那些高收入高民主排名的國家，都是一些已經民主化最長時間的國家，所以可以推論出民主不會令到收入有重要的改變。

二．民主vs 貧富懸殊（堅尼系數Gini Index）

我們可以見到，最民主化的國家的堅尼系數都是低的（少貧富懸殊），而且愈民主就愈低貧富懸殊。不民主的國家，卻有相反的趨勢，但是平均貧富懸殊還是比民主國家高。合理的結論就是﹕民主是減低貧富懸殊的有效方法。至於為什麼民主排名六十後的國家，愈不民主就愈少貧富懸殊，原因是那些最不民主的國家也是最窮的，這些國家貧富懸殊低，只是因為太窮了，連「不均」也做不到。

三．民主、收入、和貧富懸殊三者之間的關係

最後，我們分析了民主、收入、和貧富懸殊三者之間的關係，我們將不同國家按民主排名分組，在比較民主的組別，堅尼系數和平均收入有很清楚的反比關係（貧富懸殊愈低，收入就愈高），但是，在低民主排名的組別中，收入和堅尼系數就見不到任何關係。這告訴我們，除非國家已經高民主化，否則降低堅尼系數，和增加加收入並沒有關係。

結論

從上面的國際數據，我們有理由相信民主是經濟發展的「必須但不足夠（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條件。

如果你認為雖然「很多人讀完書未也沒有好工作」，但是你的兒女還是應該讀書，因為不讀書就更減低有好工的機會；那麼，雖然「很多國家民主化後收入還是不高」，但是也請你支持民主，因為不民主只會更減低高收入的機會。

多謝張國棟先生，徐承恩醫生，和 MF Choi先生對這文章初稿提供意見。

1. Orenstein, M. (2009). What happened in East European (political) economies?: A balance sheet for neoliberal reform. East European Politics & Societies, 23, 479-490.
2. Dao, M. Q. (2010).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8, 602-610.
3. Armijo, L. E., & Gervasoni, C. (2010). Two dimensions of democracy and the economy.
   Democratization, 17, 143-174.
4. Wikipedia 有各國二○○八 的 GDP，我們選擇了用 Purchase Power Parity （PPP）Adjustment，因為這同樣時計算了物價的波動，更能反映生活質素。
5. World Audit 每年都有各國的民主排名。
6. 2007 UN Gini Index.

〈基督教保皇黨籲信眾做順民〉讀後感

先去片， 再看林忌的批評， 和一些網站裡網友們的不滿。 以下是我的分析：

我暫時仍不太衷心接受「香港右派親共」的命題。不是說香港教會沒有任何跡象，而是我懷疑這些親共的判斷是否太倉卒，而親共信徒與我一直理解的「明光社陣營」也未必有很多重疊。至於蔡志森，得罪說句，我傾向認為他只是太蠢，太習慣講反話－－傳媒或主流意見愛說Ａ，他偏偏要說not-Ａ也不是那麼差，好顯出他監察傳媒的神聖身份。尤其他要在明光社網站弄些每週評論，寫多了，沒 有 ideas ，自然變得愛講反話，因那是最容易講、最不須花大量時間思考和準備的。漸漸地，他連自己言論越來越親政權也 不自覺。

早前羅永生教授在講座裡說我的書裡沒有多談宗教右派的政治面向，他於是指出全城更新等高官與基督教的密切關係。我對這論調沒有甚麼異議，但想補充一下，其實那不是很屬於明光社陣營圈子的。換言之，拙著《論盡明光社》主要針對的，是明光社陣營，而非全港教會裡那些親政權傾向。而讀者宜留意箇中分別。我暫時理解中的「宗教右派」是以明光社陣營為主的。但我不否認有那些親政權人士存在的，作為回歸十多年的香港，教會裡出現這類人是十分容易的，再者，若是在靈恩派圈子（例如搞全城更新的那些人士）裡出現，那就更容易，因為他們不及本地福音派強調這方面的批判（只是相對而言）。可能當他們冒起更多時，的確我要把「宗教右派」的意涵擴闊來包括他們在內，但要留意的是，在基督教內靈恩圈子跟明光社陣營的往來是很少的，他們若可以被圈在一起來指涉，主要只是他們代表著各利益團體碰巧在某些事上有相近的看法。這不像我一直講的那類宗教右派（即明光社陣營），會有組織有系統地擴張和相濡以沬，聲稱不同團體但實際上大家只是一夥人，即流行的那個「細胞分裂」的批評會不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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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方面，我們可以發現明光社陣營的社會哲學思維幾近是零的，他們只是頭痛醫頭，卻不理會自己會前言不對後語的。

如果蔡志森面對社會議題的 underlying principle 是「循序漸進，慢慢誘導，總好過一下子反枱甚麼都沒有」，為甚麼他對著中央才會用這原則，但對著同性戀者、自由主義者等，甚至教內不同意見的人，卻不用這原則？人家爭取同性婚姻，為何不用「循序漸進，慢慢誘導，總好過一下子反枱甚麼都沒有」的方法，卻要甚麼都強硬反擊，動員成千上萬的信眾聯署或包圍立法會？彷彿要用民眾大多數來欺壓少數？

人們覺得他向政權獻媚，原因未必是他的言論獨立來看有甚麼十分過火的地方，而是這言論反映出的態度，跟他所代表的所謂對價值和原則的堅持，原來是有雙重標準的。舉例說，在反對反性傾向歧視立法一事上，若他對著同志組織和自由主義者的手段是近似黃繼忠那種「第三條路」－－願意尋求一些折衷手法（參拙著《論盡明光社》裡提及的反 SODO 討論），那才會跟他面對政治問題時採用的「循序漸進，慢慢誘導，總好過一下子反枱甚麼都沒有」原則，較為兼容相近。

另外，明光社作為監察文化－－特別是性文化－－的組織，根本沒必要對政治指指點點，評頭品足。蔡志森不談這些， 是沒有人會說他失職的。如此，為甚麼他口多多要講這些？他講的，又不是甚麼真知灼見，只是一個空洞的、不求 改變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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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分析結果是：他若非十分愚蠢，就是有意向政權獻媚。我暫時仍傾向前者的解釋，但不排除後者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