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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棟、余創豪:民主與經濟之間的關係──國際數據分析

「民主不一定對經濟有利」?

一直以來,我們都沒有對香港政制發展提出太多聲音,這是因為人在海外,如果我們對這問題指指點點,卻不需和香港人同坐一條船面對後果,那是沒有承擔的空話。所以,我們不會公開支持或者反對「五區總辭」;或者評論什麼才是「激進」等等。

但是,對一些原則性命題和誤導的謬誤,我們卻覺得任何知識分子都有義務和責任來發言。其中一個常常被提出反對民主的論點,是「民主不一定對經濟有利」,既得利益者不斷說﹕看看某國,民主化後經濟不是一樣一塌糊塗?或者某民主國家一樣不是貧富懸殊?……這命題已經不是香港民主化應快還是慢、抗爭還是妥協等策略性問題,而是挑戰民主這概念的根基。本文的目的,是希望使用國際數據來指出這命題的錯誤。

「例外」

如果你叫你的兒子努力讀書考大學,否則生活會很困難,他回答說﹕「李嘉誠沒有讀大學,Bill Gates 也沒有大學畢業,他們成了超級富豪;很多人讀完了大學,卻只不過是小職員一名,為什麼我一定要讀大學」?你同意嗎?

如果妳的配偶不停吸煙,妳叫他戒煙,因為吸煙致癌,他說﹕「鄧小平吸了幾十年煙也沒有生癌,很多人戒了煙卻生癌死了,為什麼我要戒煙」?妳同意嗎?

如果你的女兒告訴你她打算和人生個孩子但不會結婚,之後做單親媽媽,你告訴她有父母的孩子才是最理想的,她說﹕「單親媽媽也可以養出好兒女,現在的美國總統就是單親媽媽養大的,很多雙親家庭的孩子卻不是一樣變壞,為什麼孩子要有父親」?你同意嗎?

上面每一個反駁的例子都是正確和似有說服力,但是相信絕大部分人直覺上都會覺得好象差了點什麼。問題在那裏?──因為那些個案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不錯,有人沒有大學畢業卻成為富豪,也有很多人讀完了大學卻一事無成。但是,要決定讀大學是否有經濟價值,我們還要看另外兩個組別的人數,才能真正知道的影響,這兩個組別就是「大學畢業-高收入」和「沒有大學畢業──低收入」。

大學畢業
沒有大學畢業
高收入
A
B
低收入
C
D

應否讀大學,不在於有沒有人在上面圖表的B 和C 中(肯定有),而在於A 和D 的數目,是否遠遠高於B 和 C。讀過最基本統計學的,都會認出上面2 X 2 列表的卡方(chi-square )測試。

到底「民主未必對經濟有利」這論點是否合理,就如上面的個案一樣,我們要看的不是有沒有一兩個「例外」的國家,而是看整體的數據。

過去的研究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過去做了的數據分析,這一篇短文不可能包括所有關於民主與經濟的理論和分析,我們只簡單的介紹幾個研究。

的確有學者認為民主和經濟發展無關,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米切爾奧林斯汀﹝Mitchell Orenstein﹞質疑民主是否能夠提高經濟發展。1 他用東歐的經驗為例,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之後,主導東歐轉型的思想是亞當普澤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的著作:【民主和市場經濟】。但是,在二○○二年,亦即是從共產主義過渡到民主十二年後,多數後共產主義國家都沒有回到他們一九八九年的經濟產出水平。二零零六年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大多數中歐和東歐家庭在共產主義年代的經濟較富裕。光明的一面是,到了二零零七年,波蘭的經濟產出水平是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一百六十九,白俄羅斯是在百分之一百四十六,其他許多東歐國家也超過一九八九年年水平。奧林斯汀說:地緣政治似乎是分開贏家和輸家的因素,其重要性超過改革或民主。成功的國家是那些加入歐洲聯盟或與俄羅斯發展了密切的政經濟關係的國家。

無獨有偶,一位中國學者提出了類似澤沃斯基的結論,基於來自世界銀行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數據,以及二十八個發展中經濟體系的樣本,他發現一個國家的民主水平沒有對經濟增長產生重大影響。2

我們對這類分析存著一個疑點,這些東歐和發展中國家處於一個過渡階段,就好像癌症患者在痊癒之後恢復運動和吃有營養的食物,我們不能基於這些不尋常的情況,去確定運動、營養食品、健康之間的關係,基於同樣道理,這短暫時間少數國家的資料,又能否構成一個有效的分析呢?這兩個研究的限制,等於他們只觀察上面列表的C 組,就得出讀大學沒有用這結論。

阿米霍﹝Armijo﹞和傑爾瓦索尼達﹝Gervasoni﹞卻得到了跟以上兩人相反的結論,3 重要的一點是,他們的數據更具包容性,他們對一百四十九國家由一九六一至一九九八年的資料進行了統計分析,而不只是後共產東歐國家或者二十八個發展中經濟體系。他們發現更高的民主程度可減少急劇經濟負增長的危機。他們推測,在民主社會中不同的意見互相競爭,這樣政策便傾向於逐漸變化而不是冒進,從而減少經濟折騰。

國際數據分析

早些時候,我們也採用了具包容性的數據,分析每一個國家的平均國民總生產(Per-Capita GDP)4、民主程度(Democracy Rank)5,和貧富縣殊(堅尼系數Gini Index)6 之間的關係。和上面研究不同的,是我們用了最新的數據(二○○七至○八年),所以對現在的討論更相關﹕

一.民主vs國民平均收入(Per Capita GDP)

從這圖表,我們可以見到,民主排名頭 八十 名的國家,民主程度和GDP 幾乎是直線比例(如果我們撇開一些異常數據,例如新加坡和中東石油生產國),從八十開始就變為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將這些國家分為四組:高收入( Per-Capita GDP > US $20,000)──高民主,高收入──低民主,低收入──高民主,低收入──低民主,因為「民主化」是排名(ranking)而不是評分(score),所以高低的分界並不很清楚。如果用排名八十作為分水線,那麼,只有一個中東國家勉強可以算是不民主而高收入,如果用六十為分界,這組有五個國家,四個是中東產油國,收入並不是從經濟發展,而是從祖蔭而來,唯一不是高民主排名而經濟發展成功的,只有新加坡。(香港不是國家,沒有 democracy rank,否則也會和新加坡相似)。用卡方測試Chi-Square 來分析,無論用六十還是八十做分界,都是p < .01,也就是肯定民主和收入有很直接的關係。

這分析有幾個很重要的觀察:

(a)這樣的分析並不能證明民主引至經濟發展,我們觀察到的只是「共變(correlation)」而不是「因果(causality)」。反對民主化有利經濟的人可以說必須先有經濟發展,然後才有民主。

現時觀察到的數據卻並不支持這假設。如果經濟發展先於民主,那麼我們應該見到一些經濟已經發展,但是還未民主化的國家(圖表中的右上角)。但是,現在這組裏面幾乎是空白的,只有一個新加坡在邊緣(如果香港是國家會是另一邊緣數據點)。所以這假設和「民主先於經濟發展」比較,支持的數據更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經濟發展是民主化的先決條件的話,那麼香港就更沒有不民主化的理由了。香港現在的平均國民收入已經是世界排名頭十名之內,應該完全民主才是。

(b)如果我們希望有高收入,雖然民主化未必一定保證成功,但是不民主成功的機會就更低。這等於如果希望有好工作,就應該去讀大學一樣。一方面希望有好工作,另一方面卻用「很多人讀完大學也沒有好工作」來拒絕讀大學,是不理性的做法。

(c)如果我們看看那些高收入高民主排名的國家,都是一些已經民主化最長時間的國家,所以可以推論出民主不會令到收入有重要的改變。

二.民主vs 貧富懸殊(堅尼系數Gini Index)

我們可以見到,最民主化的國家的堅尼系數都是低的(少貧富懸殊),而且愈民主就愈低貧富懸殊。不民主的國家,卻有相反的趨勢,但是平均貧富懸殊還是比民主國家高。合理的結論就是﹕民主是減低貧富懸殊的有效方法。至於為什麼民主排名六十後的國家,愈不民主就愈少貧富懸殊,原因是那些最不民主的國家也是最窮的,這些國家貧富懸殊低,只是因為太窮了,連「不均」也做不到。

三.民主、收入、和貧富懸殊三者之間的關係

最後,我們分析了民主、收入、和貧富懸殊三者之間的關係,我們將不同國家按民主排名分組,在比較民主的組別,堅尼系數和平均收入有很清楚的反比關係(貧富懸殊愈低,收入就愈高),但是,在低民主排名的組別中,收入和堅尼系數就見不到任何關係。這告訴我們,除非國家已經高民主化,否則降低堅尼系數,和增加加收入並沒有關係。

結論

從上面的國際數據,我們有理由相信民主是經濟發展的「必須但不足夠(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條件。

如果你認為雖然「很多人讀完書未也沒有好工作」,但是你的兒女還是應該讀書,因為不讀書就更減低有好工的機會;那麼,雖然「很多國家民主化後收入還是不高」,但是也請你支持民主,因為不民主只會更減低高收入的機會。

多謝張國棟先生,徐承恩醫生,和 MF Choi先生對這文章初稿提供意見。


  1. Orenstein, M. (2009). What happened in East European (political) economies?: A balance sheet for neoliberal reform. East European Politics & Societies, 23, 479-490.
  2. Dao, M. Q. (2010).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8, 602-610.
  3. Armijo, L. E., & Gervasoni, C. (2010). Two dimensions of democracy and the economy.
    Democratization, 17, 143-174.
  4. Wikipedia 有各國二○○八 的 GDP,我們選擇了用 Purchase Power Parity (PPP)Adjustment,因為這同樣時計算了物價的波動,更能反映生活質素。
  5. World Audit 每年都有各國的民主排名。
  6. 2007 UN Gini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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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乃光:選舉中的宗教與政治

莫乃光:選舉中的宗教與政治

(莫先生在博客表示,只要註明出處和聲名本著作係採用共享創意 署名-非商業性-禁止衍生 3.0 香港授權條款授權便可以轉載。)

二○○八年終結,最難忘的事, 莫過於參加立法會資訊科技界別選舉,可惜以些微票數落敗。

這次選舉,對自己是個非常辛苦而令人謙卑的學習經驗,作為信徒,在選舉過程之中有特別體會,一直 希望與弟兄姊妹分享,但又不想受選舉後任何激情影響,等到現在冷靜下來才執筆,應該比較恰當。

筆者在選舉資料中有「申報」自己的宗教信仰,但絕不希望也沒有把自己信仰當作賣點或選舉議題,因為筆者認為這是不恰當的,直接和俗些說,是不想 「擺主上檯」,把政治與宗教混為一談,是危險和不負責的。不過,顯然筆者的對手並非與小弟一般見識,大打信仰牌,更找來多位教牧支持,現在回想起來,不論 也不管這對選情有否影響,筆者作為基督徒,在心靈上是受到一些傷害。

本來,在一場兩人對壘的選舉,兩名候選人都是基督徒,從教會角度 應是件美事,應鼓勵信眾積極投票選擇,但為甚麼有些牧者會選擇性地支持甚至為其 中一位信徒拉票?雖然可能出於個人認識理由,但他們又有否考慮到對另外的基督徒候選人的傷害?當然,去年立法會選舉中,這情況不只出現於筆者的功能界別, 在一些直選選區也有出現,情況是須要教會正視的。

例如,筆者的對手發出選舉廣告電郵,標榜著名牧者林牧師說他「為人熱誠,好學、熱心 公益」,另一位著名牧者吳牧師說他覺得他「有堅穩的立場,堅 守基督徒的核心價值:如真理、家庭、事奉等……我覺得香港社會需要有〔他〕這樣蒙神喜悅的弟兄代表我們在立法會揚聲,使香港成為更合神心意的城市。」筆者 自知不敢說自己是個好的基督徒,但當著名牧者公開比較說成有所不及,並得不到神同等的喜悅,感受如何?筆者現在可以幽默地說,若單從選舉結果看,若勝利就 等同神的喜悅,也許的確如此吧。

筆者因這些牧者的話而受到的傷害,尤甚於當時因其他事被人抹黑,因為這是信徒之間以信仰在君子之爭以外「相煎」,更因來自受尊敬的牧者。筆者也找了朱耀明牧師在自己的選舉刊物中表達支持,但明確表明不要把信仰作比較賣點,朱牧師也只提了筆者對「六四」的堅持。

幸好,筆者當時亦得到一些信徒和牧者的安慰。其中一位牧者指出,他自己與有些著名牧者識於微時,當年他們尚未習慣與達官貴人為伍,但現在不同 了,有些著名牧者已遠離群眾,對草根面對的不公義已變得麻木不仁,甚至不覺地在信仰上作出妥協,不再想向權貴說不;但其實從舊約先知所見,可以說是太陽之 下並無新事。他還鼓勵筆者無論如何,繼續努力。這和來自其他弟兄姊妹的鼓勵,在此表示無限感激。

筆者始終堅持,把政治與宗教混為一談 是危險的,若然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選舉利益的話,就更不可接受。筆者在參選之初已早公開說,有些事情是「寧 願輸也不會為之」,所以才不肯在選舉中與對手互賣信仰,因這對我們的主是不敬的。教牧也要明白,政治選舉與教會選執事是大大不同的,而且影響到整個社會和 政策制定,需要不同的工作的目標、條件與能力,不應當作一話。

教牧在政治選舉中公開支持個別候選人是嚴肅的事,因為教牧對信眾是極有 影響力的,利用自己在信仰和屬靈的影響力,影響信眾在政治取向的選擇,改 變選舉結果和政治利益的分配,後果嚴重更可能有不當之處,而且教牧未必清楚政治內情、界別問題甚至其支持的候選人在政治方面的目標、背景、立場,故此不應 隨便公開支持,只適宜鼓勵信眾積極參與投票。

教牧為了任何感情因素或其他原因,公開支持個別候選人,亦是很危險的事,有可能給非信 徒,以至支持其他候選人的市民非常壞的印象,令教會因為非 屬靈、非宗教,甚至與道德無關的原因「與民為敵」。舉個例子,台灣長老教會公開支持李登輝和陳水扁,就把自己屬靈的公信力,押注在政治人物的政治利益和個 人操守,結果得不償失。

筆者更有感,教會也許為了進入中國傳福音和發展事工,向「親政府」勢力作出了太多妥協。我們不可以忘記中國政 權是怎樣對付基督教的,也不要以為 為了可以進去傳福音,作一點妥協是可以的。因為,傳福音和護教本是要堅持,甚至冒險的,而中國和世上很多地方在壓力下自發的教會運動,反而是最有力和純真 的。妥協後進入的「文明領導」,可能只不過是反映我們自己的狂妄。筆者也要向那些身為中國各級政協委員的基督徒領袖問一句,他們可曾為中國的宗教自由,基 督教家庭教會的合法地位進過甚麼言,爭取過甚麼?

不能想像我主耶穌會作這樣的妥協。所以,作為一個基督徒,不希望再見到太多八面玲瓏、長袖善舞,甚至口甜舌滑的宗教領袖和教徒政客。筆者羨慕天主教徒和他們的陳日君樞機,因為不知道何時開始,基督教已變得妥協,過於靠攏權勢和當權者。我們基督徒要重拾更大的道德勇氣。

刊載於《時代論壇》第一一一六期.二○○九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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